历任好八连干部的回忆

“好八连”部分历任连首长讲述当年故事 

来源：解放日报 2007年5月17日

编者按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享誉全国40年，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。一个故事，一段历史；一个故事，一种精神。今天，本报请“好八连”部分历任连首长来讲述难忘的岁月，难忘的人。品味这些平凡小事，更能感悟“好八连”精神的伟大和永恒……　　热爱祖国的每一块土地　　刘仁福（第一任指导员、上海警备区原2师副政委、1980 年离休）　　1959 年，八连接到命令，要求选拔部分即将退伍的战士去新疆、海南等地，支援边疆建设。开始，连队干部心里没底：战士们几乎全来自江南鱼米之乡，要奔赴艰苦的克拉玛依、五指山等地，行吗？一番研究讨论，我们坚信战士们有觉悟。　　果然，消息传出后，即将退伍的老战士们积极响应，纷纷报名。　　印象最深的有个老战士叫张智发。他在家乡有老婆孩子，也知道家属不可能跟着去支边，但仍然报名坚决要去。他说：艰苦的地方，总得有人去。我们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块土地，党的需要，就是党员的志愿……由于名额有限，竞争激烈，我们从实际考虑，最终没有批准张智发的申请。为此，他还难过了好一阵子。　　爱连队，胜过爱家庭　　王经文（第二任指导员、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原副政委1982 年退休）　　1961 年，八连来了一个副指导员，叫盛根铨。他的家就在二排驻地附近。每天清晨，起床号还没吹响，他就来到连队；晚上，熄灯号早吹过了，他还在连队“加班”。哪位战士、干部的家属来队探望，他总让妻子小张做菜招待；哪位战士病了，他也不忘叮嘱妻子做一碗鸡蛋面条当病号饭。　　有一次，连干部在一起商量工作，盛根铨的妻子打来电话，说儿子从二楼摔到一楼的水泥地上，受了伤。大家都劝他快点回家，可他却叫妻子先送孩子去医院，自己直到工作商量完后才赶去……战士们都称赞他：爱连队，胜过爱家庭；爱战士，胜过爱子女。　　盛根铨转业后，先后在上海海运局人事、人武等部门工作，有过权，管过钱，可他始终保持八连艰苦奋斗的本色。他的女儿在奉贤一农场务农，管人事的他想把女儿招工调上来。可他始终不徇私情。他的女儿是农场知青中最后一批回城的。　　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接见了我　　王传友（第三任指导员、上海警备区原政委）　　我可以算是八连指导员中最幸运的人，受到过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接见，还当了共和国的将军。然而，八连的日子我最难忘，没有八连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讨过饭、挨过打，受过很多苦。从一入伍那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！　　1969 年，毛主席接见我时，亲切地握着我的手，问道：“连队建设得怎样？”周总理也向我了解过八连的建设情况。这一切，都给了我巨大的鼓励。从指导员到团政治处主任、团政委、师政委、警备区政委，尽管职务越来越高，但好八连的传统我始终没忘。下部队了解情况，到连队蹲点，我都坚持和战士同吃、同住，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好八连的嘱咐和关心，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！　　八千里路，七千斤菜　　王振华（第四任指导员、第五任连长、上海警备区原南汇农场场长、2000 年退休）　　刚进连队，就逢部队开赴安徽磨盘山进行军事训练。当时，天气干旱，所有菜都要到距驻地30多里外的县城去买，这任务落在了战士葛传义身上。每周，他一根扁担两只筐，去城里两三次，每次来回走七十多里山路，挑回几十斤粮食和菜。　　一次，连里派一位干部陪葛传义一起去采购。买好菜后，他分给那位干部四十斤，自己挑八十斤。干部个子大，他个子小，欲与他换担子，但他执意不肯。烈日当头，走了一段路后，那位干部气喘吁吁、汗流夹背。葛传义见状，不停地从他筐里拿菜放进自己的筐里，一个担子在减轻，一个担子在增重，可那位干部依然举步维艰，回到营地就瘫倒了。这一年，葛传义挑了七千斤菜和粮、走了八千里路。

把“好”字埋在心中

　　邵金城（第五任指导员、警备区司令部原协理员、1986 年转业、江苏通州糖烟酒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）
　　1962 年，我从五连调到八连后，心情无比激动，写了封信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报喜。上午把信交给通讯员，下午指导员王经文就找我去谈话。王指导员拿着我的信，指着信封右下角“寄自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的字样问道：“为何要这样写？”我回答：“从全国各地寄到连队来的信都这样写，所以我就……”
　　“小邵啊，八连好不好，应由全国人民来评价，作为八连的战士，怎能自称‘好八连’呢？你要牢牢记住谦虚谨慎的传统啊。我建议你把信封重写一下，和其他同志一样，都写部队番号吧。”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，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八连的精神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都说“我们八连”，把“好”字埋在心中，作为奋斗目标。
　　一双皮鞋一担粪
　　戴大喜（第六任指导员、1985 年副营职转业、安徽全椒县招商局副局长）
　　1974 年春天，连队到龙华去种蔬菜和施肥。我发现，别人穿着草鞋挑大粪，而新兵刘华芝却穿着皮鞋。我对他说：“穿皮鞋可以防止粪便溅到脚上，但容易扭伤了脚；穿草鞋可能弄脏了脚，但走起路来扎实而又省力。怕苦是从怕脏开始的，怕苦怕累不是战士的本色……”小刘是高中毕业当了小学教师后再入伍的，悟性好，能说会道。这次，他语塞了。此后，我发现他渐渐地变了：班长叫他去种菜，他要挑大粪；星期天战友们休息，他主动帮厨……一年后，大家评他为先进，还当了班长……
　　1997 年秋的一天，时任金马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刘华芝邀我来上海一聚。我从安徽赶到浦东，当晚，我们彻夜长谈。他提起这件事，十分感慨：我的世界观是在八连形成的，我的成长离不开八连。
　　82米：全军第二
　　项忠（第十二任连长、警备区一旅原副旅长、2001 年转业、浦东新区档案局党总支书记）
　　1977 年下半年，全军在南京进行军事比武，其中一个项目是手榴弹投掷。45米是优秀，当时八连6班平均成绩62米，班长柏正彩投了82米，得了全军第二名。
　　这个第二名来之不易。刚进连队那阵，柏正彩体质孱弱，投弹训练时总是落后。为了提高成绩，每晚熄灯后，他就到驻地边的树林里苦练臂力，常常练到深夜。一次，他的手臂肿起来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不肯说。还有一次，他的韧带被拉伤，没等全好就接着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的投弹成绩不断提高。当了班长后，他带领战士们一起刻苦训练，为八连争了光。
　　指导员，我求你了！
　　李晓明（第十四任指导员、上海预备役师某团政委）
　　1992 年南京东路大改造，协大祥绸布店要改建成现代化的综合性商厦。八连主动请缨，要求到施工一线参加义务劳动。那时，正值梅雨季节，官兵们冒雨奋战。工地距营区较远，施工单位为官兵们在旅社包了几间客房。但大家担心沾满泥土的衣服会弄脏旅社，深夜进出会影响旅客休息，谁也不愿进去住。
　　一天，干到半夜下起暴雨，疲倦的战士们裹着雨衣，背靠居民房檐，一个紧挨着一个进入梦乡，雨水渗透了迷彩服。协大祥副经理老张半夜查看工地时，看到这一幕眼泪夺眶而出，他对我喊：“指导员，你下命令吧，我这个老百姓求你一次，快让大家进屋休息吧！”说话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，他们纷纷打着手电走出来，冒着风雨把战士往自家屋里拉……
　　朱大姐给我熬药
　　施豪杰（第十六任连长、十七任指导员、警备区某团政治处副主任）
　　一次，我在南京路上巡逻，云中居委会的朱惠娟大姐叫住了我：“小施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”那些天，我参加游泳训练，身体一直感到不适。但为了不给朱大姐添麻烦，我直摇头：“没有，没有不舒服。”朱大姐叫我把舌头伸出来，“你舌苔都变色了，快！我带你去看医生！”我执意不从：“现在不行！我有任务！”

       谁知没多久，她帮我请来中医，在巡逻途上当场帮我诊治。方子刚开好，朱大姐一把夺了去：“小施，这你就别管了。”此后，朱大姐每天为我熬药，还亲自送来给我喝。上海人民对八连的爱，一桩桩一件件说不尽。当时，我就暗下决心：好好干，当一个优秀的八连人！

　　我的津贴，我的零食
　　公举东（现任第十八任指导员）
　　我当班长时，战士黎邦刚入伍。他从家里带来500 元钱，按连队传统，应全部存入连队“小银行”。可他只存了100 元，其余的放在身边，三天两头溜到外面买零食。一次被我撞上，我耐心劝他：“我们国家还不富裕，有的贫困地区小朋友连学都上不起。如果全国十几亿人，每人节约一元钱，就可以建几十所学校了。”我还告诉他，为了省钱，我抽了8年的烟已戒掉，津贴费、奖励费大多捐给希望工程和贫困灾区的百姓。
　　从此，黎邦慢慢改掉了吃零食的习惯，当兵十个月，存了300 元，还给自己立下规矩：每月存15元，捐希望工程5元，剩下的买生活用品。他父亲来队看儿子时，连声称赞：“军营真是一所大学校！”